这几年，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似乎成了被咀嚼得毫无味道的词汇。社交媒体上，人们常常把坐在桌前发呆、什么都不想干的状态，轻描淡写地归结为“懒惰”，或者是对生活的某种消极抵抗。有时候，看着自己对着满屏幕的代码长达半小时没有敲下一个字符，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堕落，是不是被所谓的惰性吞噬了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并不这么认为。

十一月了。

广州的天气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前几天还热得需要开空调，这两天早晚的冷风又准时从窗缝里钻进来。日历翻到2023年11月的时候，我没有太多实感，只是看着手机锁屏上的日期变了，然后继续低头看桌上的那一堆烂摊子。

大三的这个月，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缓冲地带的真空舱。三件事像三座缓慢移动的冰山，一点点把我的时间表挤压到没有缝隙：毫米波雷达项目的硬件调试、期中考试的复习，还有一篇冗长晦涩的英文文献翻译。它们同时压在我的神经上，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、无法用“累”或者“懒”来概括的疲惫感。

物理世界的沉默与恶意

实验室在理工楼的尽头，这几天我几乎长在了这里。桌面上乱得像个灾难现场：杜邦线缠绕在一起，像一窝五颜六色的蛇；面包板上插满了电阻和电容；旁边是一把已经有点发黑的电烙铁，空气里总是若有若无地飘着一股松香加热后的味道。

毫米波雷达的调试比我想象中要折磨得多。我是软工专业的，写代码我习惯了，报错了大不了看Log，一行行追溯，总能找到是哪个指针越界了，或者是哪个变量没有初始化。软件的世界是有逻辑底线的，只要你愿意找，它总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但硬件不跟你讲这些道理。

昨天晚上，我对着那个巴掌大的传感器耗了整整四个小时。代码烧录进去，串口监视器里疯狂跳出来的全是一堆乱码。我检查了波特率，检查了接线，甚至拿万用表把每一个引脚的电压都测了一遍，3.3V，稳如泰山。但它就是不工作。示波器的探头搭在信号线上，屏幕上的波形在无规律地抖动，像濒死者的心电图，充满着杂乱无章的噪声。

你就只能盯着那个小小的绿色波形，猜测到底是芯片内部的寄存器配置错了，还是某根杜邦线内部断了，又或者是周围哪里的电磁干扰。硬件的Bug是物理世界的恶意，它不给你抛异常，它只是沉默地拒绝你。

而在这一堆冰冷且沉默的硬件旁边，摊开的是一本厚厚的《线性代数》，以及平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生词的英文文献。

期中考试下周就要考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线代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噩梦，但因为培养方案的调整，这门课硬生生压在了我现在的时间线上。我必须得考好。与此同时，那篇文献的翻译进度还停留在引言部分，那些长难句像是一团团乱麻，看一眼就让人觉得视神经作痛。

树莓派的散热风扇在旁边发出“嗡嗡”的单调声响，示波器的波形还在无意义地跳动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根杜邦线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脑容量的上限与上下文切换

这种发呆，往往会被旁观者，甚至被自己判定为“懒散”。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时，你会明白，有一种累，根本不是不想做，而是脑子的容量已经到了上限。

在计算机操作系统里，有一个概念叫“上下文切换”（Context Switch）。当CPU从一个进程切换到另一个进程时，它需要先保存当前进程的状态、寄存器的值，然后再加载新进程的状态。如果系统里同时运行的任务太多，CPU就会陷入一种被称为“抖动”（Thrashing）的状态——它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保存和加载状态上，真正用来执行任务的时间反而极少，整个系统看起来就像是死机了一样。

人脑其实也是一样的。

懒惰的本质，是趋利避害，是寻找舒适区，是你明明有精力却选择去打游戏、去睡觉。但我现在的状态不是这样。我坐在桌前，没有任何娱乐的欲望，我甚至连拿起手机刷短视频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的大脑正在经历严重的“上下文切换”灾难。

我试图看一眼示波器，脑子里却突然闪过矩阵求逆的公式；我强迫自己把视线移到《线性代数》上，眼睛看着行列式，心里却在焦虑那篇英文文献的截止日期；等我终于点开平板准备翻译文献时，潜意识里又在怀疑是不是雷达的某个寄存器地址写错了。

三座冰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碰撞，每一次注意力的转移，都需要消耗巨大的认知资源去“保存状态”和“加载状态”。最终的结果就是，我的大脑死机了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我感到一种被掏空的疲惫。这不是意志力的溃败，这仅仅是硬件（我的大脑）达到了它的物理极限。

虚假的秋天与自己的发条

我站起身，走到实验室的窗边。广州的十一月，外面的树叶开始有些泛黄，偶尔有一两片落下来，在风里打着旋儿。

其实广州的秋天是假的。这里的叶子往往不是因为秋霜的寒冷而变黄飘落，很多时候，它们只是遵循着植物内部的生物钟，或者是被干燥的风抽干了水分。它们掉落，不是因为外界的压迫，而是因为内在的枯竭。

这多像我们这些在民办三本里试图挣扎向上的学生。

很多人觉得，在广州商学院这样的学校，拿高分应该不难，竞争没有那么激烈。但只有真正在这套系统里运转过的人才知道，这里的疲惫有着另一种特殊的质感。

在那些顶尖的高校里，也许有强大的同侪压力，有完善的学术氛围，你就像站在一条高速运转的履带上，哪怕你不想走，履带也会推着你往前。但在我们这里，没有那条履带。周围的环境是温和的，甚至是松懈的。你可以很轻易地选择睡到中午，打一整个下午的游戏，期末只求六十分飘过。没有人会责怪你，因为“大家都是这样”。

当你决定要拿GPA4.02，要拿双国奖，要靠竞赛和项目去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的时候，你不仅要面对那些复杂的代码和晦涩的知识，你还要对抗周围那种巨大的、让人舒适的下坠力。

没有人替你做决定要不要继续，没有人给你铺好前行的轨道，所有的发条都得你自己来上。你要做自己的引擎，同时还要做自己的修理工。当你同时扛着硬件调试、期中复习和文献翻译的时候，你无法向环境借力，你只能不断地压榨自己内部的燃料。

所以，当燃料耗尽的那一刻，那种疲惫是深入骨髓的。它不像跑完三千米后的气喘吁吁，睡一觉就能恢复；它更像是电池经历了无数次深度充放电后，最大容量不可逆地衰减了。

必要的“重置”

我又坐回了椅子上。树莓派的风扇依然在转，示波器的波形依然在抖。

我决定不再强迫自己去拿起那本《线性代数》，也不去碰那块该死的雷达板子。我就这样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听着实验室里各种仪器发出细碎的电流声。

停下来发呆这件事本身，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吗？

以前我总是对这种“无产出”的时间感到极度的恐慌和自责。我觉得每一分钟都应该被用来产生价值，要么是写完了一段代码，要么是背下了一个单词。但现在，我开始接受这种“死机”状态。

如果大脑的上下文切换已经陷入了死锁，那么继续强行输入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崩溃。这段看似虚度的发呆时间，其实是系统在进行必要的“重置”。它在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缓存，在释放被死锁的内存空间，在让那些发热的神经元慢慢冷却下来。

承认自己容量有限，承认自己会被三件事同时压垮，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这只是在尊重客观的生理规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实验室外的走廊里传来保洁阿姨拖地的声音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晚上十点半。

我拔掉了示波器的探头，把杜邦线稍微理了理，合上《线性代数》，关掉了平板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雷达的Bug依然没有解决，线代的矩阵依然让人头疼，文献依然像一座未翻越的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