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份的广州依然很热，宿舍的空调发出沉闷的轰鸣声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Boss直聘的已读不回，熟练地切回IDE，继续排查代码里的一个空指针异常。

我叫苏增烨，大四，软件工程专业。就读于广州商学院。

在很多语境下，提起这个学校的名字，往往伴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停顿。民办三本，这是一个在互联网语境里几乎等同于“混日子”、“学渣”或者“家里有钱但考不上大学”的标签。大一刚入学的时候，我对此深信不疑，甚至感到一种难以启齿的自卑。

那时候我总觉得，自己的人生在高考查分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定性了。走在校园里，看着崭新但缺乏历史底蕴的建筑，我脑子里盘旋的都是高昂的学费和父母沉默的脸。这种愧疚感和自我贬低，构成了我大学前两年的底色。我不想去社交，也不想去参加那些看起来热热闹闹的社团活动。我唯一能找到的逃避方式，就是躲进代码里。

因为编译器是公平的。它不会在运行前先查一下你的学生证是985还是民办三本。代码写对了，程序就能跑通，写错了就会抛出异常。这种确定性在当时那个充满迷茫的阶段，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。

一开始只是为了绩点。我按部就班地刷题、写作业、复习。当大一结束，辅导员告诉我我的GPA是4.02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太多实感。后来，这个数字帮我拿到了第一次国家奖学金。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，我看着台下的同学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错位感。我拿着代表国家级认可的证书，但我依然是一个“差学校”的学生。这种矛盾感从那时起就开始生根发芽。

到了大二大三，我开始不满足于课本上的那些基础实验。我开始去打比赛，去写真正的项目。

蓝桥杯和数学建模竞赛的备赛过程是枯燥的。无数个夜晚，我坐在宿舍的椅子上，对着满屏幕的算法题和数学公式发呆。拿到国二证书的那天，我平静地把它收进抽屉里。后来我又拿了第二次国奖。我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劲。在那些匿名的算法平台上，我的排名可以超过很多带着名校光环的ID。

我开始在GitHub上堆砌自己的项目。不是那种跟着视频教程敲出来的玩具，而是自己构思、自己踩坑的完整应用。

“智析可视化大屏”是我对前端数据渲染的一次深度尝试，为了处理海量数据的流畅显示，我翻阅了很多底层优化的文档。“智语AI语音玩具”则让我摸索了软硬件结合的边缘，看着自己写的逻辑在一块小小的电路板上跑起来，发出声音，那种反馈是很奇妙的。后来我又写了“echo-room即时通讯”和“cai-api接口平台”，去解决并发、鉴权、高可用这些在企业级开发中真正会被问到的问题。

除了工程实践，我也接触了科研。我加入了一个关于定日镜场太阳能优化的项目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看晦涩的英文文献，推导光路模型，用代码去模拟和寻找最优排列。最后，我们把成果写成论文发表了出去。看到自己名字印在作者栏的时候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自我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不再因为“广州商学院”这个名字而低头了。我看着自己电脑里几万行的代码，看着GitHub上真实的commit记录，看着那一摞证书和论文，我开始相信一种朴素的逻辑：平台不代表能力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只要我技术足够硬，只要我做的事情有价值，学历的短板总会被我用绝对的实力填平。我甚至在心里默默构建了一种骄傲，一种“出身微寒但凭借努力逆风翻盘”的自我叙事。

直到秋招的到来，现实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了一课。

九月份，秋招正式打响。我花了一周时间精心打磨简历，把4.02的GPA、双国奖、国二、那四个引以为傲的GitHub项目，以及发表的论文，排版得清清楚楚。我以为这份简历至少能帮我敲开一些中大型公司的门。

但事实是，简历投出去，就像石头扔进死水里，连个波纹都没有。

一开始我不解。我检查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不是写错了，检查邮箱是不是进了垃圾箱。后来我通过一些渠道加了一个大厂HR的微信，很客气地请教他我的简历是否有问题。

他看了一眼，也很客气地回复我：同学，你的项目经历很丰富，技术栈也很全面。但是我们的网申系统有学历过滤机制，第一学历非统招一本的简历，在初筛阶段就会被系统自动pass，根本到不了业务面试官的手里。

我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，沉默了很久。

那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。我花了四年时间，用无数个熬夜写代码的夜晚，用4.02的绩点和两张国家奖学金，试图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。我以为我翻过了一座山，结果发现山后面并不是开阔的平原，而是一道由算法和规则筑起的、透明的玻璃墙。

在HR的视角里，他没有时间去点开我的GitHub，去看看我echo-room里的并发处理写得多优雅，也不会去关心我的cai-api接口平台是怎么实现限流的。他只看一眼学校那一栏，然后系统执行一个简单的if-else语句。

if (school.isTier1()) { keep(); } else { reject(); }

就这么简单。我的四年，我的挣扎，我的重塑，在这个简单的逻辑判断面前，毫无意义。

这种矛盾感在秋招的这几个月里被无限放大。一方面，我在技术群里和各种背景的开发者讨论底层源码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在应届生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当别人遇到bug卡住几天时，我能迅速定位到问题所在。我知道自己不差，甚至比很多好学校的本科生还要扎实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无法否认平台的局限。民办三本的标签就像一个隐形的烙印，无论我在外面穿上多么华丽的铠甲，只要走到职场的安检门前，警报就会响起。

有时候看着室友在打游戏，我会有一种很荒谬的念头：如果结果都是简历被挂，那我这四年的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拿国奖，他挂科，最后我们在某些公司的网申系统里，得到的反馈是一模一样的——“感谢您的投递，您的简历已加入人才库”。

但我知道我不能真的这么想。

前几天晚上，我独自去操场走了几圈。广州的秋风终于有了一点凉意。我想起大一刚来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操场上，我低着头走，觉得周围的人都在评判我。现在我依然在这个操场上，但我脑子里想的是下午没写完的那个接口该怎么优化。

我逐渐明白，接受现实的残酷，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自己的过去。

学历确实是第一道门槛，这是社会的运行规则，它为了追求效率，必然会牺牲掉一部分个体的特殊性。我改变不了这个规则，也无法让时光倒流回去重新高考。

但我写的那些代码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推导定日镜场模型时锻炼出的逻辑思维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深夜调试智语AI玩具时，那种解决问题后纯粹的快乐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HR的拒绝而消失，它们已经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

我不再去追求那种“努力就能逆袭”的爽文剧本了。生活不是电影，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和配乐响起的反转。我依然会被拒绝，依然会面对很多因为学历带来的偏见。我可能会去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拿着一份普通的薪水，做着 CRUD 的工作。

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把代码写好。我依然会去维护我的开源项目，依然会去关注新的技术栈。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，也不是为了去打脸那些看不起我的人，而仅仅是因为，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。

这四年，广州商学院给了我一个并不算高的起点，但我在这里完成了对自己的重新认识。我承认它的局限，也接纳了自己的平凡。

明天还有几个线下的双选会要跑，听说有几家不卡学历的初创公司会来。我会带上我打印好的简历，平静地递给他们，然后告诉他们：你好，我是苏增烨，我写过一些还算不错的项目。

不管结果如何，电脑里的环境已经配置好了，新的代码总还是要继续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