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办三本读软件工程这四年,关于自我认知的变化。
十月份的广州依然很热,宿舍的空调发出沉闷的轰鸣声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Boss直聘的已读不回,熟练地切回IDE,继续排查代码里的一个空指针异常。
我叫苏增烨,大四,软件工程专业。就读于广州商学院。
在很多语境下,提起这个学校的名字,往往伴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停顿。民办三本,这是一个在互联网语境里几乎等同于“混日子”、“学渣”或者“家里有钱但考不上大学”的标签。大一刚入学的时候,我对此深信不疑,甚至感到一种难以启齿的自卑。
那时候我总觉得,自己的人生在高考查分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定性了。走在校园里,看着崭新但缺乏历史底蕴的建筑,我脑子里盘旋的都是高昂的学费和父母沉默的脸。这种愧疚感和自我贬低,构成了我大学前两年的底色。我不想去社交,也不想去参加那些看起来热热闹闹的社团活动。我唯一能找到的逃避方式,就是躲进代码里。
因为编译器是公平的。它不会在运行前先查一下你的学生证是985还是民办三本。代码写对了,程序就能跑通,写错了就会抛出异常。这种确定性在当时那个充满迷茫的阶段,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。
一开始只是为了绩点。我按部就班地刷题、写作业、复习。当大一结束,辅导员告诉我我的GPA是4.02的时候,我其实没有太多实感。后来,这个数字帮我拿到了第一次国家奖学金。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,我看着台下的同学,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错位感。我拿着代表国家级认可的证书,但我依然是一个“差学校”的学生。这种矛盾感从那时起就开始生根发芽。
到了大二大三,我开始不满足于课本上的那些基础实验。我开始去打比赛,去写真正的项目。
蓝桥杯和数学建模竞赛的备赛过程是枯燥的。无数个夜晚,我坐在宿舍的椅子上,对着满屏幕的算法题和数学公式发呆。拿到国二证书的那天,我平静地把它收进抽屉里。后来我又拿了第二次国奖。我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劲。在那些匿名的算法平台上,我的排名可以超过很多带着名校光环的ID。
我开始在GitHub上堆砌自己的项目。不是那种跟着视频教程敲出来的玩具,而是自己构思、自己踩坑的完整应用。
“智析可视化大屏”是我对前端数据渲染的一次深度尝试,为了处理海量数据的流畅显示,我翻阅了很多底层优化的文档。“智语AI语音玩具”则让我摸索了软硬件结合的边缘,看着自己写的逻辑在一块小小的电路板上跑起来,发出声音,那种反馈是很奇妙的。后来我又写了“echo-room即时通讯”和“cai-api接口平台”,去解决并发、鉴权、高可用这些在企业级开发中真正会被问到的问题。
除了工程实践,我也接触了科研。我加入了一个关于定日镜场太阳能优化的项目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在看晦涩的英文文献,推导光路模型,用代码去模拟和寻找最优排列。最后,我们把成果写成论文发表了出去。看到自己名字印在作者栏的时候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自我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不再因为“广州商学院”这个名字而低头了。我看着自己电脑里几万行的代码,看着GitHub上真实的commit记录,看着那一摞证书和论文,我开始相信一种朴素的逻辑:平台不代表能力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只要我技术足够硬,只要我做的事情有价值,学历的短板总会被我用绝对的实力填平。我甚至在心里默默构建了一种骄傲,一种“出身微寒但凭借努力逆风翻盘”的自我叙事。
直到秋招的到来,现实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了一课。
九月份,秋招正式打响。我花了一周时间精心打磨简历,把4.02的GPA、双国奖、国二、那四个引以为傲的GitHub项目,以及发表的论文,排版得清清楚楚。我以为这份简历至少能帮我敲开一些中大型公司的门。
但事实是,简历投出去,就像石头扔进死水里,连个波纹都没有。
一开始我不解。我检查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不是写错了,检查邮箱是不是进了垃圾箱。后来我通过一些渠道加了一个大厂HR的微信,很客气地请教他我的简历是否有问题。
他看了一眼,也很客气地回复我:同学,你的项目经历很丰富,技术栈也很全面。但是我们的网申系统有学历过滤机制,第一学历非统招一本的简历,在初筛阶段就会被系统自动pass,根本到不了业务面试官的手里。
我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,沉默了很久。
那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。我花了四年时间,用无数个熬夜写代码的夜晚,用4.02的绩点和两张国家奖学金,试图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。我以为我翻过了一座山,结果发现山后面并不是开阔的平原,而是一道由算法和规则筑起的、透明的玻璃墙。
在HR的视角里,他没有时间去点开我的GitHub,去看看我echo-room里的并发处理写得多优雅,也不会去关心我的cai-api接口平台是怎么实现限流的。他只看一眼学校那一栏,然后系统执行一个简单的if-else语句。
if (school.isTier1()) { keep(); } else { reject(); }
就这么简单。我的四年,我的挣扎,我的重塑,在这个简单的逻辑判断面前,毫无意义。
这种矛盾感在秋招的这几个月里被无限放大。一方面,我在技术群里和各种背景的开发者讨论底层源码,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在应届生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当别人遇到bug卡住几天时,我能迅速定位到问题所在。我知道自己不差,甚至比很多好学校的本科生还要扎实。
但另一方面,我又无法否认平台的局限。民办三本的标签就像一个隐形的烙印,无论我在外面穿上多么华丽的铠甲,只要走到职场的安检门前,警报就会响起。
有时候看着室友在打游戏,我会有一种很荒谬的念头:如果结果都是简历被挂,那我这四年的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拿国奖,他挂科,最后我们在某些公司的网申系统里,得到的反馈是一模一样的——“感谢您的投递,您的简历已加入人才库”。
但我知道我不能真的这么想。
前几天晚上,我独自去操场走了几圈。广州的秋风终于有了一点凉意。我想起大一刚来的时候,也是在这个操场上,我低着头走,觉得周围的人都在评判我。现在我依然在这个操场上,但我脑子里想的是下午没写完的那个接口该怎么优化。
我逐渐明白,接受现实的残酷,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自己的过去。
学历确实是第一道门槛,这是社会的运行规则,它为了追求效率,必然会牺牲掉一部分个体的特殊性。我改变不了这个规则,也无法让时光倒流回去重新高考。
但我写的那些代码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推导定日镜场模型时锻炼出的逻辑思维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深夜调试智语AI玩具时,那种解决问题后纯粹的快乐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HR的拒绝而消失,它们已经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
我不再去追求那种“努力就能逆袭”的爽文剧本了。生活不是电影,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和配乐响起的反转。我依然会被拒绝,依然会面对很多因为学历带来的偏见。我可能会去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,拿着一份普通的薪水,做着 CRUD 的工作。
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把代码写好。我依然会去维护我的开源项目,依然会去关注新的技术栈。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,也不是为了去打脸那些看不起我的人,而仅仅是因为,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。
这四年,广州商学院给了我一个并不算高的起点,但我在这里完成了对自己的重新认识。我承认它的局限,也接纳了自己的平凡。
明天还有几个线下的双选会要跑,听说有几家不卡学历的初创公司会来。我会带上我打印好的简历,平静地递给他们,然后告诉他们:你好,我是苏增烨,我写过一些还算不错的项目。
不管结果如何,电脑里的环境已经配置好了,新的代码总还是要继续写的。